袁灿兴：疫病塑造了魏晋风度

历史的真相永远不止一个。换个角度、换个切口进入，我们看到的就是不一样的风景。

疫病又被称为“文明病”——城市人口的聚居，往往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开拓与征服，而各类藏于深山、森林、沼泽中的未知病毒也随之而生，并逐渐与人类共处，文明与瘟疫如影随形。

新锐历史学者袁灿兴梳爬历史上的疫病发现，东汉末年至魏晋间，一次次大疫袭击下，影响后世中国千余年的系列因素逐渐形成，疫病“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靖江梁朝伟”很忙

这个暑假，袁灿兴很忙。袁灿兴是历史学博士、知名历史学者，是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主讲嘉宾，是大学教授，他也是《传膳啦！》《军机处二百年》《大清内务府》《明人的率性生活》《湘军征战史》《晚清裱糊史》《北洋战史》《大唐之变》等历史类畅销图书的作者。

喜欢袁灿兴著作的读者常好奇他的产量之高和兴趣之广泛。袁灿兴的朋友、苏州知名书店慢书房的主理人“鹿茸哥”颇知道他的底细，他的一番话可回答读者的好奇：“袁灿兴好美食，不由自主研究起帝王之吃，于是有了《传膳啦！》系列；袁灿兴好明朝人之思，于是也写明朝文人的率性生活；袁灿兴好研究历史变化之规律，所以有写明朝变局之书，也有写大唐巨变之文，更有写清朝军机之事；袁灿兴好研究战争史，血性男儿嘛，爱这个也正常，从土木堡之变，到北洋战争，再到湘军征战，都有论述……”

书写得多、写得好，口才也很好，而且形象也不差——他是江苏靖江人，虽然他自号“袁一陀”，但熟悉他且和他走得比较近的，都称他靖江梁朝伟。

“袁博士去上海开讲座，刚一落座就和读者套近乎：‘今天能和诸位见面很开心，阿拉祖上也是在上海讨生活个，阿拉勉强也能算上海靖江人……’只听得台下一阵骚动，‘小赤佬扮猪吃老虎’……袁博士羞愧得面红耳赤，青筋暴露，只见他从呢子大衣抽出手，缓缓指着陪同自己的胖丫怒道：‘阿拉家主婆可是地道苏州女小娘！阿拉是苏州女婿哩！’整个会场顿时充满了快乐的气氛。”

这是袁灿兴在社交软件上自黑的一段。“袁博士”即袁灿兴自己。幽默、率性、接地气，这样的学者出了新书，书店或图书馆能不抢着请他去做讲座？

袁博士，注定闲不了。新冠疫情导致的限足，“催生”了他今年7月出版的《疫病年代：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瘟疫、战争与社会》。这个暑假，无锡、苏州、上海等地一大溜图书馆和书店排着队请他讲座，谈他的书，谈他感兴趣的历史。

汉末魏晋，疫病改变了国家和时代

隔了300年，李白还被赞誉有魏晋风度。

李白寻的仙，是不是魏晋名士追求的玄？李白的举杯消愁，是不是魏晋名士饮酒和隐逸背后的苦楚？李白的散发弄扁舟，是不是像极了魏晋名士服用五石散后，披头散发行散时的潇洒风流？更何况，李白自己也经常服用五石散。

《长安三万里》中，李白的样子，差不多就是魏晋名士的样子。

现在我们说起名士风度，就不禁向往那种看破尘世的潇洒，每日纵酒、长啸、吟咏、清谈。看完《疫病年代：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瘟疫、战争与社会》，你可能会觉得，我们对魏晋风度，可能存在误读。

美学家宗白华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这混乱和苦痛，一半是由混乱的时局造成，一半很可能是因为瘟疫。

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疫病持续最长的一个时期，362年间共爆发过76次大规模瘟疫，平均不到5年就要来一波。这个频率，后世的我们看来都觉得恐怖，更不用说当时的亲历者。

王羲之的字，顾恺之的画，嵇康的广陵散，曹氏父子的诗，云岗、龙门的造像，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后也难见来者。

很难想象，这一切都出现在就连帝王也难逃朝生暮死的时代。

战事不断，瘟疫肆虐，人生短暂如蜉蝣。

“疫病的侵袭会给人带来心理压力，会引发言行的各种失调。在魏晋时期，政治高压，灾疫横行，朝不保夕，于是名士们沉浸在服散之中。服散，可以缓解身体疾病，可以让人兴奋，可以让皮肤潮红，虽然服散有各类后遗症，可当日的人们不在乎。服散之外，人们也酗酒，沉醉于酒成为名士的标志。名士们身着奇装异服，手持麈尾、如意，以示高洁，而这些器物,早先不过是防疫卫生的小器具……”《疫病年代：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瘟疫、战争与社会》中，袁灿兴对魏晋名士的服散、纵酒以及隐居山林等行为都有颠覆性的解读。

这些颠覆性的解读，其实不是袁灿兴的哗众取宠，历史的真相早就隐藏在一桩又一桩史实中——打败曹操的根本就不是孙刘联军，而是“疾疫”，根据《三国志》记载，仗一打完，曹操就给孙权写信“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周瑜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而是染上肺痨而死……

纵观中国历史，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汉末魏晋，因疫病改变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因疫病改变了这个国家、这个时代下的一个个个体的人。袁灿兴在书的后记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各类疫病不断涌现，这也是人类必须承受的成长代价。疫病，不止是困扰古人的噩梦，也曾困扰过我们，古人疗愈疫病带来的身体和心灵创伤的经验，或许能给我们以启迪。从这个层面来看，袁灿兴的这本有关疫病的书，恰逢其时。

对话｜历史上疫病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开拓

潇湘晨报：您大概是什么时候关注疫病这个题材的？

袁灿兴：我曾经写过一些有关疫病的论文。最初写的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对瘟疫的防控以及对日军细菌战的应对，然后再回溯了中国历代以来对瘟疫的防控，然后再慢慢聚焦东汉到魏晋这一时期持续漫长的瘟疫对于中国人的心理、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有哪些影响。

潇湘晨报：有关抗战时中国军队对瘟疫的防控的论文是写于什么时候？

袁灿兴：新冠疫情之前，2016年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写的，当时还就常德细菌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后来，新冠疫情期间，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有拓展，最后就形成了《疫病年代: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瘟疫、战争与社会》这本书。

潇湘晨报：很好奇，您为什么会特别聚焦东汉到魏晋这段时期的瘟疫？

袁灿兴：中国乃至世界很多事情都是发端于这一时期。例如宗教，因为瘟疫的发生（公元166年，东汉桓帝延熹九年，中国发生瘟疫，“今天垂异，地吐妖，人疠疫”），中国产生了道教，并且佛教在中国较广泛地传播也是这一时期；同时期，罗马帝国爆发安东尼大瘟疫，古罗马产生了基督教。瘟疫会给人带来心理上的恐惧，无助的时候就更需要精神的寄托，需要宗教的填补。

再如中医，或者说我们的传统医学，之前是有很强的巫的属性的，到东汉末期，开始与巫剥离。最简单的例子是张仲景，他的家族在瘟疫中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他写了《伤寒论》。同时期的名医还有华佗等，他们摆脱了巫性的影响，开始对经验进行总结，上升到经验科学的角度，并对各类疫病有了一些实用的防控措施，这对中国后世千百年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子还有很多，例如我们后世说的魏晋名士风度，他们服五石散啊、酗酒啊，等等，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一定的政治高压加上疫病让他们认识到生命无常，他们需要一种宣泄和逃避。文学也受到影响，古诗十九首以及曹氏父子的诗，有大量对于人生的追问，也正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人生无常、去日苦多，才有更强烈的建立功业的意识。这是当时社会集体心理施加于个体的结果。更明显一点的是志怪小说的产生，子不语怪力乱神，在那个时候，出于对疫病的恐惧，人们产生大量的想象，鬼啊，神啊，生死轮回啊，等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影响中国后世千余年的系列因素也在这一时期形成。

潇湘晨报：根据您书中所写，疫病甚至也改变了当时的政局。

袁灿兴：对。我们常说的魏蜀吴三分天下，也是因为疫病的直接影响。比如说赤壁之战，曹军受到伤寒的影响，这一战的最后，曹操放弃了。以往有个说法，曹军兵败是因为血吸虫。但，血吸虫高发季节不是冬季，曹军到达长江南岸时是冬十二月，军士感染血吸虫的概率很低。曹军水土不服，主要感染的是伤寒和别的疫病，冬天很容易暴发一些疾病，例如呼吸道的疾病。赤壁之战先是在江南打了一仗，然后曹军退到江北的乌林。冬天的长江边是很冷的，我小时候就生活在长江边，对此深有体会，那是直穿骨髓的冷。后来曹操在给孙权的信里也讲了，说船是他自己烧的，他自己主动要撤军的。

孙权和曹操争夺江淮流域，合肥是关键。围绕合肥，爆发过多次战役。这些战役中，天气以及因此带来的疫病对双方有很大的影响。诸葛恪曾带领20万大军包围合肥，围了两三个月，后来因为军中痢疾流行，最终大败，陈寿在《三国志》中有写：“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泄下”就是痢疾。由于坚守合肥，曹魏就能够在江淮屯田，屯田带来人口的增长，增强了曹魏实力，使得它在三国争霸中处于优势地位。

潇湘晨报：历史上像这种因疫病影响军事胜败的情况常见吗？

袁灿兴：非常常见。像抗战时期，中国10万远征军进入缅甸，在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部队进去后损失惨重，就是因为疫病。乾隆年间，乾隆派他的小舅子、首席军机大臣傅恒远征缅甸，傅恒带了大军去，最后也是无功而返，《清史稿·傅恒传》记载：“师久攻坚，士卒染瘴多物故，水陆军三万一千，至是仅存一万三千。”傅恒自己也感染疟疾死了。

中华文明的开拓，开拓到云南就没法再往南了，中国的疆域也就此形成，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前无法克服疫病的影响。一方面，疫病阻碍了疆域的开拓和国际交流；另一方面，疆域的开拓和国际交流又带来了疫病的传播。两汉对岭南的开拓，把天花之类的病毒带回了中原；丝绸之路其实也是疫病传播之路，随着贸易往来，一些异域的微生物会携带到新的环境中，找到新的易感染的宿主。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实习生熊文 方远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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