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令：我写的不只是柏拉图的爱情

古代圣贤往往被体现为经书、历史与神话，难以体现为长篇小说。一是他们的精神空间难于书写，一不留神就陷入议论阐发；二是他们被后世赋予的神圣性难以还原为文学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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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写西哲这样需要跨越文化地理诸多障碍的书写。多令是中国作家。《柏拉图的春天》是其为跨越东西文明之间的隔膜做出的勇敢尝试之一。多令在哲学和文学的双重修养，让他摆脱了“中国人写外国”这一身份界定。

哲学让作家多令找到了说服自己写作的理由

1980年4月15日，萨特病逝。四天后，其骨灰被送往蒙帕纳斯墓园途中，超过五万名民众自发前往送葬，而街道两旁目送灵车的人不计其数，送葬的巨流长时间地滞留在悲痛的人山人海之中。

那一年，多令9岁。他在新闻上看到这个消息时，对这位逝者的身份很好奇。他问他的父亲：“这个萨特是什么人？”他的父亲告诉他：“萨特是哲学家。”彼时，多令和同龄的其他小孩一样，不知道哲学为何物。但，这以后，哲学和哲学家就在他头脑里有了深刻的印痕。

多令并没有因此成为一名哲学方面的研究者。哲学早早地在他的人生之路埋下了一颗种子，他沿他的人生之路走下去，从事的第一个职业却是记者，在他工作的报社，他负责的版块是体育。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哲学的狂热爱好，差不多每隔几年，他都要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小逻辑》等拿出来重温。

“这样做当然享受不了什么，仅仅是出于挑战最晦涩的哲学著作这样的冲动，结果我永远都没有看懂，倒是《美学》和《哲学史讲演录》看得津津有味。”

多令的上一本书《哲猫志》写出来后，他在《后记》中如是写道。

引发多令写出《哲猫志》的，是一家失火烧塌的蛋糕房。那家蛋糕房矗立在他下班后每天等公交车的车站对面。多令经常在等公交和搭乘公交的时候阅读或思考。彼时，他正处于写作的焦虑中——他写了不少小说，但他认为那些小说是“为写而写”，是无所谓的，而他需要为他的写作找到说服自己的一个理由。他望着那个烧塌的蛋糕房思考多了就有些想入非非，那个塌了的蛋糕房有了些哲学的意味，也有了文学的意味，这些意味一层层叠加上去，他就看到了一只爬上废墟高处的猫。当他的这些思想完全不可控时，《哲猫志》的故事便从辽阔的虚构中落到了纸上。

作为《哲猫志》系列的第二部，《柏拉图的春天》这部小说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而引发这一切的，是多令四年前在《读书》杂志上看到的张源的文章《〈斐多〉里的笑与自杀》的这一段——

“柏拉图一生都在力求克制的那种人性的力量，在这个时候一举释放奔决，其戏剧性的冲击力真是无与伦比，甚至连荷马都瞠乎其后。”

《斐多》是柏拉图回忆他老师苏格拉底的书。这一段，张源评议的是柏拉图在苏格拉底临终时的心理。这段文字催发了多令要写苏格拉底之死的愿望。

苏格拉底开了为思想、为真理而死的先河

“有人在大地投下了阴影，那就一定有人燃烧自己去获得光明。”多令对苏格拉底的死评价颇高，认为苏格拉底开了为思想、为真理而死的先河。

虽然时空远隔，多令甚至认为谭嗣同、陈天华等人对待生死的态度都可能受到了苏格拉底的影响：“苏格拉底向阳而死，是西方哲学的发端，更是人类精神进步开天辟地之伟大事件。在他之前，无论是荷马英雄史诗还是神话传说，有人死于忠义，死于荣誉，死于勇毅，死于利益，死于自负，死于政治，死于城邦和国家……却从未有人死于思想，死于思辨，死于向着真理深处的探索。”

小说的发端，是多令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思考。多令用了三年时间，去构思故事。最终，他把苏格拉底之死设计为故事的内核，一层层包裹这个内核的，则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青春幻梦。

“在讲述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得首先了解那片大海。”小说开篇的《春祭》中，多令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旁白者，随着他的讲述，公元前四、五世纪的爱琴海文明在书上浮现，那是城邦、武备、戏剧与诗歌、建筑与雕塑、航海和种植共同统治的世界，自由知识分子苏格拉底以授课和演讲为业，他的弟子柏拉图时常在左右。

一个明媚的春天，因为酒神节的到来，酒神剧场上演阿里斯托芬和索福克勒斯的喜剧和悲剧，柏拉图的诗作在演出中得以呈现。欢闹中，柏拉图爱上了歌队的女奴露西娅，露西娅来自被雅典灭亡的小城邦米松。富商阿奴图斯的儿子特瑞斯也看上了露西娅，打算重金聘娶。这时，一场并不正义的战争打响了。

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执政官克里提召开公判大会审判苏格拉底，借口是因为他渎神而导致战事不顺。审判中苏格拉底尽力申辩，说明质疑神并非是不信神，而是想弄清什么才是真正的神。

苏格拉底本来可以通过缴纳赎金去免死，但他毅然拒绝了妓女蒂玛代缴赎金的好意，决定慷慨赴死，其原因有二：一是他内心对死亡有探究的冲动；二是他将自觉的死亡视为一种生命艺术，宣告自己的不屈和真理的永恒性。

用美和愉悦的文字把残忍的故事推向高潮

多令认为古希腊的艺术达到的审美巅峰，后世望尘莫及，或是出于与之匹配的想法，《柏拉图的春天》中，文字本身是美的，文字所营造出来的意境也是美的。

“在至高的神的眼里，那些岛屿无非就是大海在某一个奇特的瞬间凝结的，而不是从水底下冒出来的。巨浪一阵阵涌来，遭遇了宙斯的雷电，就在水面上戛然而止。这些岛屿带着它们瞬间长成的模样，让浪峰碧绿的纹路和浪峰上的白色泡沫都留下了。等湿漉漉的海水从峰峦流淌干净，它们就成了岛屿，给海龟提供产卵地，给水手提供庇护所，让横渡大洋的候鸟栖息，也让大海开始点缀了花朵。”

这是故事的开篇，多令营造出来的希腊群岛美得让人不禁神往。诸如这般，诗一般流淌着奇幻与瑰丽的文字，让这个悲剧在它的开端和发展阶段，给人以美和愉悦的感受。多令用洋溢着美和愉悦的文字一点点把这个残忍的故事推向高潮。而正是有了这美的包装，小说才得以无限接近古希腊的真实情境——当然，这里的“真实”，是建立在大多数后人对古希腊共同的想象与还原的基础上。

“柏拉图和色诺芬听着浑身颤抖，这个谜团就是巨大的旋涡，把他们也卷了进去，那里面有万物和他们在一起旋转，彼此撕扯、分离，裂成很多碎片，一直洒到黑夜的尽头。”这一段写的是柏拉图和他的同学色诺芬听了苏格拉底对泥塑木雕的神的质疑后的心理活动，无形的感受用有形的意象表现了出来。

“我总是在为表达寻找最有力的手段……虽然核心是苏格拉底的故事，但围绕他周围的文明太过耀眼，我有责任让这耀眼变得鲜明起来，而又不至于掩盖他的光芒，让读者在哲学之余有更多的收获，因此我必须这样做。”

在后记《跃入太阳的人》中，多令如是坦陈。无疑，美的文字、美的意境，是他最有力的手段；而美的感受，也是读者哲学之余的收获之一。我们谁也无法还原古希腊文明的现场，但多令在他的《柏拉图的春天》中，尽他所能做出了他的努力。

对话|“我的写作不像别人那样满足于自己的答案”

潇湘晨报：您的三部小说《鬼厨》《哲猫志》和最新的《柏拉图的春天》都试图阐释您对哲学的理解，这是一件费力且很难讨好的活，您一而再、再而三为之，驱动力来自哪里？您下一部作品还是围绕哲学来写吗？

多令：一切始于好奇，我的写作不像别人那样满足于自己的答案，而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下一部作品我特别想写古罗马皇帝奥勒留，因为我很好奇他是如何在皇帝的宝座上去做一个寂寞的哲学家的。

我曾经在浴池边看到汲水少女塑像，原型是来自于帕特农神庙旁边一座小神庙，她出现在当代浴池并非是塑像庸俗，而是被场所庸俗化了。但这也说明古希腊的造型艺术在当代审美趣味中仍然是优越的，她基于黄金分割率的极度拟真是自然主义的杰作，三千年都无法淘汰。像《拉奥孔》《断臂的维纳斯》甚至无法超越，是美术生的基础范本，也许永远不会淘汰。但和他们同时期的其他文明造型艺术，比如非洲木雕和埃及面具，充满了夸张的比例，只能用朴拙怪诞来形容。

我想知道古希腊的艺术为何会比其他文明提前发育，为何很早就脱离了象形艺术阶段，进入到自然主义艺术的高峰，单纯用才华来解释肯定是行不通的。

潇湘晨报：其实社科类图书里面都有这些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写成小说？

多令：因为我只会写小说。我只能把我的理解用小说给读者一种很直观痛快的享受，把我由好奇引发的旅程分享给朋友，而不是传达别人的理解。

我无法抵抗这种好奇心的诱惑，花了三年通过层层阅读和思考来获得自己的答案。首先在上古时代没有哪个文明能像他们一样，将艺术创造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一种以举国之力去参与的艺术行动。伯罗奔尼撒半岛城邦之间发生的战争都以互相掳掠为目标，那些战利品最宝贵的就是献给了神庙——献给神庙做什么呢？就是给神庙做装饰，用黄金、白银、大理石、象牙之类完成塑像和壁画，多余的也在神庙里存放，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哪个人有胆量去神庙盗窃的。而战争胜利的最大标志，也是去洗劫对方的神庙，战败者最后的归宿就是去保护神庙，最后在那里自杀。这些都适合于小说的形式，我在小说里对神庙的描述是真实的，雅典人最后去保卫神庙也是真实的。

再深入一层，他们的行为基于他们对神的信仰，阿波罗、雅典娜、波塞冬、宙斯这些是第一等的神。他们的虔诚是非常彻底的，不但权力机构要根据神谶去决定国家大事，连普通人都把朝拜和敬奉作为人生最大目标。柏拉图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背着瘫痪母亲跋涉了上千里去朝拜德尔斐神庙，也就是阿波罗神庙，等他刚刚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就累死了。这个年轻人的行为被作为最高的美德在半岛传诵。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工匠们都是用最大的敬意和努力来完成他们对神的敬仰，由此激发了心灵的伟大奇迹，可以相信他们是进入艺术超验的状态来完成自己的工作，超验就是尽量把想象视为真实，沉溺于想象。像《拉奥孔》这样的雕塑作品构思是完全属于先锋艺术范畴，里面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三种事件状态，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米开朗琪罗一生的灵感就是从中激发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艺术家的身份都是奴隶，奴隶的最高等级就是艺术家，他们不可以在作品底座留下自己的名字，因为没有人能够僭越神。

潇湘晨报：我们在小说里看到的是一个既残忍又野蛮、既美丽又丑陋的雅典，而不是完全沉浸古希腊的艺术。

多令：让我们体验下雅典的生活现场吧。回到“国家艺术行动”这个话题上来，最盛大的“国家艺术行动”就是他们的酒神节，这个以酒神狄奥尼索斯之名举办的节日在每年春季举行，长达十多天。雅典人不分老幼贵贱全民参与，进入以艺术之名的极乐状态，在宴饮、游行、祭祀、体育竞赛、戏剧表演中发泄他们的精力，按照帕斯卡尔的说法，狂欢中人人得以实现自我。你可以说这样的生活是荒诞的、非理性的，但当时的社会状态就是如此，席勒将之称为“永远明媚的生活，像和风吹拂到奥林匹斯山的诸神”。

因为他们相信神就是这样生活的，所以他们也得这样生活。

你提到的为何古希腊的生活是巨大的矛盾体，你体验下酒神剧场上演的戏剧就可以知道。喜剧先撇过不谈，谈一谈对世界文学影响最大的古希腊悲剧艺术，代表人物是欧里庇德斯和索福克勒斯两位。他们悲剧立足的理由也是因为神——在古代东方的信仰里，神是庇佑幸福圆满善恶报应的，所以悲剧意识很差。但古希腊的神灵却没有这个责任，因为他们自身也是恶行累累的，我们在《荷马史诗》里经常看到神灵们虏人妻女，杀害自己亲人的暴行，他们更没有责任保护凡人不受伤害，各人只需虔诚地接受个人的命运。我最早接触的哲学书就有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古希腊的神既不负责拯救，也不负责报应，那么像《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这样的悲剧依然是对神的敬仰，人无力化解命运的暴虐，他们既然收获了痛苦，那么就得歌颂痛苦，将痛苦视之为人生的必然，不必解脱，生命是一场燃烧的过程，最美的是暗红的灰烬。后面到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李尔王》的漫长文脉就不用多说了。

既然神可以为所欲为，人就更必须说了，古希腊艺术的辉煌实质上是充满了各种杀戮的鲜血的。

伏尔泰形容古希腊人的这种生活是：在作为艺术和谬误摇篮的古希腊，人类精神的伟大和愚蠢都达到了极致。

潇湘晨报：作为一个中文写作者，您写古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有没有觉得有障碍存在？

多令：那是完全不存在的，因为我们的哲学阅读写作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已经接近两百年的历练了。

谈到哲学，我们的主角苏格拉底就可以顺势登场了。尼采的晚期著作非常偏激，我并不爱读，他最烦的人就是苏格拉底。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是苏格拉底把古希腊人的酣醉给唤醒了，他们既然醉了就该保护他们一直醉下去，让他们乘着酒兴一直搞美术啊搞戏剧啊搞诗歌啊，这挺像《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

尼采认为艺术可以标志人类的崇高，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境界，理性应该是保护好它，而不是破坏它。

当然，苏格拉底最早也不是为了败兴的。他在雅典的身份最早是教师，是辩士、演说家，就像“白马非马”的公孙龙那样，远远谈不上是思想家、哲学家。雅典当时有一大群闲人每天在广场上雄辩，一边在长袍上捉虱子一边海聊。柏拉图的很多著作都还原了当时的场面，比如《克力同》《欧绪德》之类，这些书不建议普通读者去读，因为非常啰嗦，讨论的大多数是让橄榄成熟的风到底是那里吹来的，沙漠里来的还是海上来的，风又是哪个神来掌管的之类无聊话题。

吊诡的是，苏格拉底并没有诞生任何一个思想成果，像古希腊哲学赫拉克利特提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说”，恩培多克勒“万物相生是因为相爱”这些著名成果，他一个也没有。

他唯一能够称得上是成果的是他的教育理念，他说环境就是最好的教育，在环境中锻炼是最有效的教育，卢梭后来的“经验先于教育”也是从这里来的。

潇湘晨报：既然无成果无论文，只有柏拉图和色诺芬满满的回忆，他如何最终被西方哲学“封圣”，成为了思想家，哲学家？

多令：那就是因为他对待思想的态度，他提出的“无知之智”，承认自身的无知是对真理的虔诚。苏格拉底的话题是百无禁忌的，万事皆可辩，不求结果，只求过程。连神到底是什么都值得一辩。这为他后来以“渎神罪”判处死刑埋下了祸根。

成就他圣哲地位的就是这场人生自古谁无死，他主动放弃了以罚金赎罪的机会，也不道歉，他可能是第一个用生命来捍卫思考权的人。像前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就让我联想起了苏格拉底，人类的进步就是由这样一代代觉醒者去完成的。作家的责任应该不止是固守小镇的风景，更应该眺望人类的星空。

柏拉图后来对苏格拉底有一句总结：他试图用说服去替代征服。我想，这里就开启了一种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因此，哲学得以诞生。

潇湘晨报：爱情和死亡是人类永恒的两个命题，刚刚我们谈了苏格拉底之死，最后我们谈谈爱情——女主人公露西娅对待爱情的态度，是否植入了您的爱情观？

多令：在搜索软件上输入柏拉图三个字，爱情两个字就会自动蹦出来，不谈是不行的。其实这部小说里面并没有为柏拉图式的爱情作注，真正的爱情是不需要摘句也不需要理论支撑的，露西娅只是跟随自己的本能去行动而已，哪里美好她就会走向哪里。这很原始，但没有任何准则的原始，反而是爱情最真实的面貌。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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