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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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我们将影响青年失业率的因素拆解为三方面:①青年失业人口,②青年总人口,③劳动参与率,失业率=失业人口/(总人口×劳动参与率)。通过三因素框架,我们发现16-24岁失业人口的增加不能完全解释青年失业率的上升,更重要却被忽视的因素是青年人口和劳动参与率下降,带来16-24岁劳动力减少,从分母端大幅推高青年失业率。假如今年3月分母端的青年劳动力与2020年持平,新增约132万青年失业人口只能将失业率拉升至16.2%,但实际青年失业率却高达19.6%。我们认为,失业人口会随着经济复苏而减少,但青年劳动力的下降可能成为就业“疤痕效应”的长期来源,抬高青年失业率中枢。
青年失业率的三因素框架:(1)失业率=失业人口/劳动力=失业人口/(总人口×劳动参与率),据此可将青年失业率拆解为青年失业人口、总人口、劳动参与率三个因素。
(2)失业率上升未必来自失业增加,不要忽略分母,劳动力的下降,也是抬高失业率的重要原因。2010-2020年,青年失业人口只增加4万,青年劳动力却减少1578万,带动16-24岁人口失业率大幅提高3.8个点。
分子端的青年失业人口:(1)从总量来看,当前城镇青年就业人数约为2587万人,失业人数632万人,比去年4月增加约70万,较七普增加约132万。
(2)失业原因方面,近7成青年失业者是主动辞职,被裁员比例只有2.6%,远低于35岁以上群体。
(3)按照受教育程度来看,三分之二的青年失业人员接受过大学教育。
(4)2010-2020年青年就业的结构变化较大,呈现出从制造到服务、知识密集程度由低到高两个特点。2010年农业和工业吸纳了50.3%的青年就业人口,2020年大幅降至25.4%,流出的青年就业主要转向服务业。以受教育年限作为维度,青年就业从知识密集程度较低的行业流向较高行业,但是知识密集型行业的青年失业情况比整体失业更严峻。
(5)服务业复苏分化或是一季度青年失业人口仍增加的原因。经济复苏的主力是知识密集程度较低的餐饮、零售等服务业,而知识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复苏较慢,服务业就业复苏结构的分化,带来青年就业和25-59岁就业的分化。
分母端的青年劳动力:(1)青年人口:出生人口与乡村迁入均在减少。2010-2020年青年劳动力对应的出生人口减少4381万,2020-2030年减少1762万。另外,我国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转移也在减速,新增城镇人口从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的2184万人,减至2022年650万人。
(2)2020-2023年,青年劳动参与率出现超预期下降。2010-2020年青年劳动参与率下降6.7个点,但疫情以来仅仅三年,已经下降7.1个点。近三年青年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16-24岁在校生大幅增加493万;二是部分群体因就业形势恶化而退出劳动市场;三是就业观念的变化导致初次进入劳动市场时间推迟,降低16-24岁劳动参与率。
结论:(1)失业人口的增加不能完全解释青年失业率的上升。假如当前青年劳动力与2020年相同,在失业人口增加132万至632万人的情况下,对应青年失业率应该从12.8%提高至16.2%,但3月却达到19.6%,如图19。失业人口的增加只能解释当前青年失业率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来自分母端,城镇青年劳动力的减少。
(2)未来青年失业率的变动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情况:①青年失业人口增加,同时劳动力减少,青年失业率上升;②青年失业人口与劳动力均在减少,但失业人口降幅不及劳动力降幅,青年失业率上升;③青年失业人口与劳动力均在减少,失业人口降幅大于劳动力降幅,青年失业率下降。
(3)我们认为,失业人口会随着疫情后经济复苏而减少,但青年劳动力的下降可能成为就业“疤痕效应”的长期来源,抬高青年失业率的长期中枢。未来失业率的分母端越来越重要。
风险提示:服务业分化未收窄;青年劳动参与率出现明显下降;外需、房地产等不及预期,经济和就业恢复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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