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公布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广西作家东西的《回响》是大家最熟悉的。
回响,有反响、回声之意,也指声音的回旋激荡。
在东西看来,心灵是现实的回音,善恶爱憎都有呼应。《回响》写的就是我们的心灵与现实的日常生活碰撞后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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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造出回响效果,小说中,东西特意安排奇数章专写案件,偶数章专写感情,一条线的情节跌宕起伏,另一条线的情节就近乎静止,但两条线上的人物都内心翻滚,相互缠绕,形成“回响”。
祖上湘西,姓田
第一次知道东西的祖上来自湘西,大概是八九年前。
听东西自己确认祖上是湘西人,是新一届茅盾文学奖公布后的第五天。就他的获奖作品《回响》作采访前的闲聊,谈到共同的朋友田耳时,他说十多年前他去上海作家研究生班讲课,课毕一起吃饭,他跟田耳说他祖上来自麻阳,他是麻阳田,田耳说他也是麻阳田。两个人恰巧都记得自己家族中的字辈。字辈一说,才知道两人祖上是同一个家族,东西一家到广西,已历九代。
“我祖父的墓碑上也有写我们来自湖南的哪里,我们一家还是有很深的湖南文化的基因。”
我们是在电话里聊到这些的。获奖后,东西的各种拜访和邀约不断,虽然我们此前有过一次碰面,碰面时有过简短的寒暄,我在他眼里其实还是非常陌生的,即便如此,他很干脆地接受了来自湖南的这个采访邀约。在我问他哪一天方便接受电话采访时,他回复说16日。
16日,又是东西非常忙碌的一天。他知道我在等他,会议的间隙,他跟我商量大概可以采访的时间并表示抱歉。虽然,他给我发的是文字信息,但我能够感知到他的真挚歉意。
到晚上近8点半,东西给我发短信说刚吃完饭,在回家的路上,他夫人开车,他方便接听电话。电话接通后,我为了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特意先提到了田耳,提到他祖上湖南的事。事后一想,其实不刻意拉近距离,东西也不会表现出两样。
“东西习惯于追溯自己写作道路的源头。”这是我采访前做功课时搜索到的一个信息。在他跟我说他有着很深的湖南文化的基因时,我隐约明白了他追溯自己写作道路源头的原因。
1966年,东西出生在广西河池天峨县的一个瑶族乡,虽然父母不识字,但常常教导他好好读书。在天峨县上高中时,东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写作。他曾跟媒体说,他的写作之路是从四张电影票开始的。
“那时候我们在高中读书,写一个电影的影评,如果电影院把它贴到橱窗里,就会奖励四张电影票,那是我拿到的第一笔稿费。”
当然,获得奖励,并不是他写作的初衷,那四张电影票只是刺激和推动,让他有动力把他想要表达的东西落实成文字。
多年前,有人曾问他为什么取笔名叫东西,他回答:“东奔西跑、东张西望、东涂西抹、东成西就,所以含义很广。”
本名叫田代琳的他把这个笔名定下来,是1991年的春天。第二年,他便以被认为是“零度写作”典范的中篇小说《祖先》在文学界正式出道。
“感情远比案件复杂”
在《回响》的后记中,东西坦陈,将近20年前,他写第二部长篇小说《后悔录》时,就有意识向人物内心开掘,而动笔写《回响》时,他“想做得更彻底”。
《回响》的明面上,是一部推理小说。小说开端,就直接在江面浮出一具女尸,接下来便是女警官冉咚咚对这桩杀人案竭尽全力的调查、侦破。故事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刑侦,一条是“情侦”。两条线索交替进行,奇数章主要写刑侦,偶数章主要写“情侦”。两条线相互交替又相互缠绕,到最后一章,两条线合并,刑案侦破,主人公的情感疑问也有了答案。
刑侦这条线,被害人夏冰清是一个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均良好的年轻女性。医科大护理系毕业后,她曾在母亲工作的科室做护理,但她的专业和工作都不是她喜欢的,终于,在她威胁不尊重她的选择即断绝关系后,她辞了职。她跟父母说是去北漂,且做出一副真在北漂的样子,每年只在重大节假日才回家和父母一起。在父母眼里,她是一个成功的北漂,不仅每月有工资寄回,还有各式各样的礼物。实际呢,她并没有远走,就租住在本市,每月给她付房租和“工资”的,是她去面试的一家连锁酒店的老板。她原本是去面试那家连锁酒店北京分店的管理员,面试之后,她却被老板徐山川包养。他们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规定夏冰清不得破坏甲方的家庭。
“情侦”这条线,女警官冉咚咚在调查夏冰清遇害案时,不意发现了自己丈夫慕达夫的两次开房记录。慕达夫是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和一位女作家似乎走得很近,他曾多次给这位女作家写过评论。他是和这位女作家开的房吗?冉咚咚想对慕达夫使用她专业的询问技巧,又担心他会因为紧张而撒谎。不管是和牌友打牌,还是单纯地只做了按摩,慕达夫知道,他说出来的任何答案,妻子都不会相信。为证清白,他甚至让女作家的丈夫找冉咚咚面谈,冉咚咚知道这是丈夫的特意安排后,心头的疑惑更加剧了。
颇具意味的是,故事终了,凶手抓获且自愿认罪伏法,但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浩瀚风景却泛起新的波澜。
“你能勘破你自己吗?”故事结束前,慕达夫对冉咚咚的这一发问被提取到《回响》书封的封面;封底的“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归类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感情。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则取自慕达夫对冉咚咚的另一段发问。这是问题,也是答案。编者把它们一个放在封面,一个放在封底,呈现出一种类似回响的效果。
《回响》记录的是我们的心灵深水区
虽然之前有小说写到过警察,但东西并未碰过推理,也从来没有把心理学知识用于小说创作。2017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聘请东西为驻校作家,他利用空余时间阅读和聆听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正是对心理学的逐步加深理解,坚定了东西借助推理小说写出“日常生活的深渊”的想法。
日常生活的深渊可能来自各个方面:职场挫折、家庭问题、人际关系的破裂,等等。既有深渊在,就有坠入其中发出的声响以及因此而有的回响。回响的强弱,往往与渊的深浅有关。显然,东西的《回响》,便是对日常生活的深渊的一次探索,而这探索,也是对人生意义、对伦理秩序的叩问。
东西在小说中所采取的心理、悬疑推理模式,引发评论家李敬泽的特别注意。在该书新书发布会上,李敬泽说:“从悬疑推理的叙事外壳而言,这类小说产生于十八、十九世纪的大城市中,这是由于随着工业化,城市越来越大,人生活其中,周围都是陌生的世界和陌生的人,于是世界成为一个有待于侦探推理的对象,我们也变成需要去探究的对象。对外,我们寻求真相,对内,我们寻求真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主攻当代文学批评的教授张莉,则认为这部作品书写的是我们时代的情感危机,东西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社会人的心灵深水区,“现代情感关系里缺少安全感,我们对于情感与人性极度依赖又极度怀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女警察冉咚咚身上特别带有我们时代情感的症候。如何自证爱?什么是真正的爱?如果一个人需要通过他人的爱不断确认自我,他是不是一个强大的、自由而独立的人?这是小说给我们的启发”。
心灵深水区,也即深渊。加缪曾说,生存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反抗。同理,生存本身也是对深渊的最有力的反抗。生活中,我们的每一丝念想,每一次举手投足,都会有暗流涌动,都会留下痕迹、产生回响。
小说中,冉咚咚虽然破了案,但她并不是一个讨人喜的人物。小说的最后,她居然把书房改装成了一间讯问室,她说她喜欢在提问者和回答者两个身份间来回换位思考和认知。她的身份决定了她是那个提问者,但她在嫌疑人坐的椅子上坐下,便是那个被询问者,她的每一个答案,都会被怀疑——她曾经揪住丈夫不放,层层挖他的心理,从伪装层挖到真实层再挖到伤痛层,让他几近崩溃,她终于明白没几个人的心理经得起这样的深挖,包括她自己。她的“终于明白”,可视作她听到的深渊反馈给她的巨大回响。
对话| “我写的每一篇小说,都当作我的第一篇小说来写”
潇湘晨报:在《回响》的最后,您写到云南一个叫埃里的乡村,冉咚咚查案查到这个村子里。嫌疑人之一刘青和女朋友租住在那里,他也是在那里自首的。您写道:“就像大自然的自我净化,埃里村也在净化这里的每一个人。”埃里是否是您理想中的乡村的样子?
东西:乡村是一种叙事性的生活。也就是说乡村是透明的,故事的进展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乡村有一种口头文化的传承,礼义仁智信啊,善良啊,这些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口口相传,赋予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基因、这种品质。口口相传,也就意味着张家长李家短都是透明的。这是一个大的课堂——哪家的哪个小孩有出息了,大家都来祝贺,都来树立这个正面形象;哪家孩子犯了错误,不光父母会教育,邻居也会教育。这种叙事性的生活,是一种大家庭的生活。它就容易形成一种行为规范。
乡村为什么会有一种净化功能?大家怕麻烦,坏的事情、坏的人,大家要把它(他)排挤、挤压出去的。如果乡村是像城市一样,隔壁姓什么、叫什么,他家有几个兄妹都不知道的话,是一种隐私私密度很高的社会,刘青躲在那里,就谁也不知道。他躲在一个他认为很偏远、很安全的地方,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地方反而不安全。这里太透明了。
潇湘晨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小说中冉咚咚等人出现的心理上的问题在城市中很常见,但在乡村很少出现,好像有些心理上的、精神上的疾病似乎只在城里出现。
东西:心理的焦虑和工作的压力有关系。我们不能一味赞美乡村,而否定城市。城市生活有高强度的压力,而在乡村,如果你只要吃饱饭,而没有更高的需求,你的压力就会很轻,时间就会显得缓慢,生活就呈现出悠闲的状态。
小说中冉咚咚的职业,加上她发现的丈夫疑似出轨,对她形成的压力让她有焦虑感,甚至轻微的抑郁,这些影响到了她的思考。当然,她这样的思考也和她的知识结构有关,如果她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不是破案专家,她也不会想那么多。一个人的心理是和这个人的职业、知识结构、工作压力等都有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要去找沈从文笔下的那种故乡,其实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已经发生山乡巨变了,现在乡村的年轻人大多数生活在城里头了,他们也会把城市里头的焦虑啊、压力啊带回去。
潇湘晨报:您这么一讲,就感觉这些焦虑和压力,是工作和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回响”。
东西:这个小说不一样的是,不只是反映了这些问题,还用了些心理学知识告诉读者怎样去克服这些问题。
潇湘晨报:从您的后记中看到,您对心理学、对精神分析以及对推理的相关知识的学习,像是读了个研一样,是用了很多功夫的。
东西:对。就像我想了解警察破案,还专门采访了几个刑警,和他们聊天、交朋友,以避免推理和刑侦这块不要犯常识性的错误。心理这块,也专门找了几个咨询师,和他们聊天,让他们推荐相关书籍。小说中如果我们加入知识点的话,我们虽然达不到相关领域的专业水平,但至少不要在写的时候有硬伤。写作就是一种创造,所以,在写的过程中,我也创造了一些名词,像“疚爱”“晨昏线伤感时刻”以及爱情的三个时期,“口香糖期”“鸡尾酒期”“飞行模式期”等。我在吸取这些知识的时候,同时也对这个领域提出了一些想象和命名。
潇湘晨报:最初触动您、让您要写作《回响》这么一部小说的由头是什么?
东西:最初我想写一部关于信任的小说,我们要如何建立信任,现在我们人与人之间不信任的东西太多。信任的最基本的细胞是家庭。所以,我就想从家庭的信任问题切入,从夫妻间的不信任和如何获得信任切入。但如果一部长篇只写这个,还是单薄了点,而且好像很多人都写过这个问题。如何写出新意来?第一,我想到了一条案件线,这个案件也是由不信任引发,警察在破案时被案件干扰,影响到自己的家庭,而家庭的困扰又反过来干扰甚至启发到她的破案,这就有个呼应。而在写夫妻间信任的这条线里头,如何与别的作家写得不一样?我就想到了往心理的方向去开掘。所以,小说中出现了很多潜意识,人物的对话结束了,但他们的心理活动还在继续,就像WiFi信号一样,相互干扰,这就是我写作上的一点创新。
潇湘晨报:因为破案的警察和受害人都是女性,我最初的感觉,以为您要写的是城市女性的生存问题。
东西:我对写到的这个女警察充满了崇敬。一个人——一个男人面临这些问题,要克服都很困难,更何况女人。你看以前写的警察,都是克服外部困难去破案,很少有写克服内部困难的。这部小说,不仅写女警察克服外部困难,还克服内部困难,而内部困难能够克服,是真正值得我们佩服的英雄。有时候,我们要写的这个人,他面临的那些困难,正好帮我们塑造了那个人。
潇湘晨报:我看到有评论家说他们看《回响》,看到开头,想“东西怎么写起推理小说了”,看下去以后,才明白推理只是个外壳。我个人觉得,一个严肃的作家,一个先锋作家,他其实也是可以去写推理小说、通俗小说的。
东西:类型文学当然是可以写的。但是,我不满足于只写推理小说,不想被类型小说给套路了。所以我就想用它的壳来写我纯文学之实,用推理小说的壳来提高对读者的吸引力,同时,我也不放弃纯文学的严肃性、思考性、创新性。这样就不会被套路进去。这是我的一种尝试,在两种小说间寻找一种平衡,这样的尝试就像是嫁接一样,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种。
潇湘晨报:真正的先锋作家,应该是不受是否纯文学的约束的。
东西:任何一种口号和归纳、分类,对写作者都是一种约束。当然,不否定,它们曾经也是对你的一种肯定。什么新生代啊,先锋小说啊,类似这样的。我是不喜欢重复自己或者重复别人的写作。
潇湘晨报:您在后记中这样说,“强者的写作心态会被自我捧杀,容易让写作变得简单粗暴;弱者的写作心态容易自我沉沦,会让写作变得犹疑徘徊”。您说您一直是弱者的写作心态。作为读者,我很好奇,您20多年前就获得了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为什么还是弱者的写作心态?
东西:我生活中也是一个弱者,而且,我觉得写作必须以一种谦虚的态度进行。写作可能会给我们增加一些力量和自信,但是这种力量和自信放在现实面前也是很弱小的。写作的时候我们要求大胆地、勇敢地去创造,但作为写作的作者,我们还是要放低姿态,甚至要低到尘埃里。有时候我们认为向上就能够获得向上的力量,但有时候我们把根扎得深一点,就长得更高一点、更茂盛一点。写小说也这样,我们的心态扎下去,可能这个作品就长得越高、越茂盛。如果我们是漂浮的、狂妄的,那我们的作品也是不扎实的。所以,我一直以一种文学爱好者的心态来写作。我写的每一篇小说,都当作我的第一篇小说来写。我想到我是一个初学写作者,我投稿出去以后是要接受编辑和读者的检验、提意见的。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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