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新加坡:就业和收入双重回归下的消费回暖。疫情发生后,新加坡一直依靠净出口和投资来拉动经济,但防疫放开后私人消费开始成为经济修复的驱动项。私人消费修复得益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疫情防控措施放开后,消费场景重现,人流量恢复趋势十分明显。另一方面,新加坡就业市场弹性较大,劳动力市场持续修复,新加坡居民工作收入也基本回到疫情前趋势水平。消费复苏节奏上,新加坡零售销售已经回到疫情前水平,但餐饮服务修复还有空间。由于新加坡疫后经济修复中面临高通胀,新加坡选择收紧政策。政策收紧对冲了经济预期的改善,新加坡股市不涨反跌,价值跑赢成长。汇率受海外流动性影响比较明显。
越南:反弹节奏快,三产全面复苏。在疫情期间越南一直依靠工业和建筑业拉动经济,放开后越南经济的恢复主要靠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从修复程度上看,服务业已经恢复到疫情前同期水平,背后或受到人流量强劲恢复的驱动。疫后越南为遏制通胀风险,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在资产表现上,受地产和挤兑风险拖累,股市小幅反弹后延续下跌趋势。此外,受美联储加息的影响,越南盾汇率先贬值后升值。
日本:二次感染冲击下的弱修复。从结构上看,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项由早期的政府消费、公共投资转向私人投资,放开后则转向私人消费。但日本私人消费的复苏偏弱且具有两大特点:1)服务消费修复速度一直慢于商品消费。2)商品消费中,半耐用品消费表现较为强势。消费没能回到疫情前水平主要是受到服务消费的拖累,而日本服务消费弱修复或是受到二次感染峰值的影响。尽管放开后日本也面临高通胀,但不是内需推动型通胀,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央行仍维持宽松政策以支持经济。在资产表现上,股市震荡偏强,涨幅有限。结构上,防疫放开后3个季度,必选消费和医疗行业表现较强。必选消费跑赢可选消费,而必选和医疗均跑赢大盘。汇率同样经历从贬值到升值的过程。
亚洲经济体疫后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我们认为中国在防疫措施优化后的通胀风险或低于这些亚洲经济体,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通胀环境已经不同。因为日越新放开防控措施时正值全球通胀蔓延期,经济体的高通胀大多是输入性通胀。而我国调整防疫措施时,全球通胀已经进入下行通道。新的感染峰值对经济的制约可能落在Q2-Q3之间,但冲击风险或在减小。在资产表现上,疫后中国股市或比亚洲经济体的疫后表现更好。一是我国的货币政策还处于偏宽松的状态,对股市更为利好,二是全球流动性收紧的冲击在减弱。
风险因素:全球疫情反复态势超预期;各国货币政策收紧进程超预期。